一个财经媒体人的吐槽：为什么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远？

   一年前，因为对纸媒的未来迷茫，因为想体验新的精彩，我叛离了自己的新闻理想，离开了供职多年的财经报纸。曾几何时，多少人以进入这份报纸为荣，多少人从这里成长起来，跳槽到各大金融机构、上市公司，或担任其他媒体高管，或成为创业新秀。
   我也一样，从一个无知懵懂的应届毕业生变成高级记者，再到版块主任，向他托付了青春和梦想，换来了老练、处惊不乱和脸蛋儿上的一小撮褶子。
在羞于谈论理想的时代，我所在媒体的记者们，像一群旧时代的余孽，痛苦、纠结而不乏执着、勇猛。我们相信，把最坏的角落袒露给世界，就可以让阳光照进来。
   所以，我们不惮于揭黑，不惮于当“掏粪工”，不惮于让那些被揭露了“伤疤”的企业怒发冲冠、咬牙切齿，甚至，我们会以提前曝光政府部门、企业的机密信息为荣。
   所以，当政府部门和企业以怨恨的口吻谈论、指责我们的时候，我们理直气壮，或不以为然。因为我们坚信，这就是媒体的价值所在，这就是记者的光荣所在。
   然而，时隔一年，另一种觉悟灼伤了我。
   当我身处真实的行业中，换一个角度，竟发现媒体的误读、夸张、渲染、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生造概念、偷梁换柱无处不在，这些病毒潜伏在各种各样的报道中，让事实蒙上灰尘，让媒体的公信力、记者编辑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更糟糕的是，我们习惯于自我催眠，自认为可以对各种利益超然度外，但这种超然实则是一种冷漠，是对自己误伤行为的一种刻意回避。
拿最近的一次体验来说吧。5月19日，我参加了一个报告发布会，这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立项、资助的重大课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一揽子方案》的子课题。
   课题顾问由吴敬琏老师及几位政府官员担任，课题组成员云集了多个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的高手。数万字的报告中有一条建议：制定并公布人民币可兑换的路线图、时间表，明确2015 年末实现可兑换。这条建议显然非常具有冲击力，换了我也会浓墨重彩地写一篇。
   但没想到，我所敬重的某媒体的编辑竟将这份学术报告的建议篡改为某领导“发起的课题向高层建议”，整个课题的学术性质就被彻底改变了。而外媒本无禁忌，传闻越发离谱，给该领导及所在的政府部门带来不小的困扰。
   报道出炉的当天，一群人忙着去各网站协调撤稿、发更正声明。该部门对此媒体的信任度降到冰点。
   第二轮“躺枪”的是发改委。一个星期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布第二个子课题。这次，有关部门只邀请了四五家信得过的媒体参加发布会。
   但没想到，仅仅因为课题组成员中有发改委官员，网络媒体在转载纸媒的报道时，就擅自将标题“拔高 扭曲”了——将《改变严守耕地红线思路》改为：《发改委报告建议改变耕地红线思路 扩大城镇建设用地》。随后，外媒以讹传讹，发出题为《发改委官员：改变严守耕地红线思路 允许地方政府发市政债》的报道。
   看似一个说法的转换，几个字眼的不同，就把最重要的事实歪曲了。很想问那位改标题的大编：政府部门的报告跟学术机构的报告能一样嘛？还有一些媒体在报道时有意无意地回避课题的发起方（一个字也不提），刻意强调其官方背景，就算是司空见惯、“无伤大雅”的小伎俩了。
   对于写惯“猛稿”的编辑记者，或许这些不值一提。但这种草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恐怕不是“不以为然”就能忽略和消解的。它对记者个人的信任度、对媒体声誉、品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当我再次在一些人脸上看到愤怒和不屑，听到公开场合下刺耳的嘲弄，浓重的羞惭爬上心头，就好像我仍然是记者一样。
   是的，从业数年来我听过无数对媒体的抱怨、指摘，但我总是想当然地以为，那只是对方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托辞。但事实不尽如此。
   我相信，每个记者都曾怀揣一粒种子，热情的理想的种子，拼尽力气要成为时代的镜子、呐喊的勇士。
   但有时候，我们为了强调和提炼新闻的“亮点”而用力过猛（某企业高管给某媒体的评价就是“永远用力过半分”），或为了填满当天的报纸版面草草下笔；我们习惯了用“挑错”的眼光去看待事情，力图表现自己的“客观”和“公正”，却无意中走向了客观和公正的反面。
有时候，我们真的忽视了手里这支笔的分量，忽视了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是公正、客观、全面、准确地呈现事实本身。
甚至，无限地逼近真相也不足以成为我们全部的使命。这份特殊的职业还需要大局观和更高层面的价值判断，因为有些事并不是“非黑即白”，需要记者多一份思索和自我追问，少一点顾此失彼。
   比如，前几年的某件海外收购案，一些媒体居然把企业的交易底牌翻了出来，造成企业巨大损失；某资产管理公司人士向记者朋友透露了最新的业务模式，后者把它写出来，结果新业务很快被监管部门叫停……
   这种误伤，是不是每个记者身上都能摊上几件？
   我想起一位前同事的离职，善良的她无法忍受有失偏颇的负面报道对采访对象的伤害，伤心而决绝地选择了离开；
   想起一位同事的稿件让他的采访对象陷入被追查的困境，惶惶不可终日；
   想起一位同行的自问：我们曾做了什么？一个新闻的红卫兵，简单，粗暴，自命不凡，以自己的意识为准，踩着被委屈的企业的“尸骨”换取一点稿费和声名，更可怕的是还有更多如当初我们一般的新兵在冲锋。
   是的，我们曾做了什么？我们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