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保护如何突破狭隘经济模式？
古文化遗址陷入被开发怪圈，“遗址公园化”再遭质疑
圆桌论坛
本期嘉宾
于 今 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执行副会长、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
刘文彬 中国博物馆协会会员、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理事、吉林省博物院文物科技保护中心主任
米 龙 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会秘书长、研究员、文艺评论家
方青松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抢救性记录中国文化遗产行动NJ发起人
田家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生、中国文物网专题责任编辑
本报记者 赵卫民 实习生 王鹏
近年来，遗址开发与保护的问题，再度引起人们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不惜牺牲文物遗址的现象越来越多；二是我国遗址保护工作急需改进，法律不健全，保护机构缺乏，地方政府文保意识落后等问题凸显。
位于山西省朔州市，距今2．8万年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峙峪遗址，媒体报道称，已被露天煤矿包围。据了解，这些煤矿虽已被叫停2月，但回填工作却并未启动，启动日程也并未明确。本报记者现场观察到，采矿形成的大坑有几十米深，距离遗址院墙不到10米，由于今年的降雨量较多，导致矿坑边缘不断坍塌，严重威胁到遗址的安全。而朔州市文物部门则称不知情。
而近日，内蒙古包头市对外发布消息称，拟将燕家梁元代遗址建成我国最大的蒙元文化遗址公园。据了解，该遗址公园将全面打造成为内蒙古草原文化创意产业基地，自治区草原文化旅游的王牌产品。这一举措引起了相关文物保护人士的质疑，“遗址公园化”作为遗址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否真的有效？
如何看待当下中国遗址保护现状的危机，未来文物保护工作又将如何进行？就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共同探讨我国古文化遗址的保护和开发。
中国经济时报：遗址作为不可再生的宝贵文物资源，近年来却因采矿遭到破坏，如何看待峙峪遗址这一类现象？
方青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九条，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是指对文物保护单位本体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又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禁止开采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地下矿藏。各地安全保护范围有不同的规定，但是，对于距离峙峪遗址10米的煤矿开采行为，绝对是违法的。
米龙：首先，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不惜牺牲文物遗址，是一种杀鸡取卵的行为，是对人类的一种严重犯罪。遗址保护是全民的义务，何况遗址又属于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距离如此近的商业施工和采矿势必会对遗址的保护造成潜在的威胁，即便没有突破当地所规定的安全距离范围，也是无视文物保护的行为。其实，关于各地区施工安全距离的各自不同规定，也许正好为其提供了偷钻法律漏洞的机会。
中国经济时报：因采矿造成遗址被破坏的情况，为什么没有得到有效监管？
于今：在文物遗址的保护问题上，地方主管领导干部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不可“为所欲为”，更不能“不作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实施步骤，要把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作为各级党委工作实绩考核的重要指标，纳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与干部政绩考核挂钩。
方青松：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不够重视，单纯追求经济利益。首先，国家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主要看地方GDP，这是地方政府忽视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原因；其次，各地文保部门隶属于同级政府领导，受制于同级政府，没有或者说不敢有话语权，这导致许多地方的文物部门形同虚设。其三，文物部门人员少，许多县区级文保部门只有几个人，（文物）点多人少，基本没有办法做到定期巡视，导致监管不到位。
田家宾：其实，遗址遭到威胁甚至破坏，真的是没人管吗？很多情况下是没法管，因为许多相关问题目前我们还无法可依。所以最重要的是法律的完善。其次，也并非所有文保问题无法可依，而是缺乏监管和执行的力度，这个力度在于执政者的意识、人员的配备、经费的是否充足等。
中国经济时报：国内对于遗址的保护也一直在进行，比如建设博物馆、改建遗址公园等，如何看待“遗址公园化”问题？
刘文彬：去年12月，国家文物局出台了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编制要求 （试行）》方案，近日，国家发改委再次颁布了《关于下达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设施建设201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文件，这些政策意在为遗址建设成为遗址公园“保驾护航”。然而政策是利好也是规范，利用得好才是硬道理。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资源有限，需平衡量力。当下，单一解决老祖宗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实际上并不难，关键是看出发点，“保护为先，臻别开发”才是我们“遗址公园化”进程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米龙：遗产公园从大意上来讲是对文物遗址的一种有效保护，同时给民众创造宣传和休闲的场所。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许多遗址的周边环境确实很寒酸，跟整个城市的发展节奏不匹配，拆之不许，修之难动，所以只好资源利用。然而，国内大部分遗址公园动机是不纯的，既不是为了保护遗址安全，也不是为了改善生活环境，而是把本意放在搞活旅游经济上。遗址商业化往往会导致遗址本身得不到有效保护，反而破坏更严重。
田家宾：建设遗址公园其实可以一举多得。既可以有效地保护遗址，又可以给大家提供公共休息场所，更重要的是可以使遗址所包含的考古、历史、文化等知识得到普及和宣传，使遗址本身更接地气。当然，许多业内人士并不赞成 “遗址公园化”，害怕因为公园的文娱性而影响到遗址原有的内涵性，我认为这样的担心还是源于公众对于遗址、考古缺乏认识和兴趣，这需要一个转变过程。
中国经济时报：今后遗址的开发与保护工作应当如何进行？如何健康合理地发展文保事业？
于今：文物保护工作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实施步骤。首先，我建议设置文物保护工作委员会。根据文物保护工作比较完善的国家的经验，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委员会设置可采取两种模式，即联合职能模式和专门职能部门模式。联合职能部门模式可作为过渡模式，即成立一个跨部委的文物保护工作委员会，成员由各相关部委的代表组成。而从长远的文物保护工作关系协调来看，最终需建立专门的文物保护工作委员会。其次，文物保护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政府是实施文物保护的主导力量，而公众则是实施文物保护的基本力量，民间组织作为二者的一个中介，是不可或缺的组织和协调力量。
方青松：首先，要进一步修订完善《文物保护法》，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加大文物保护领域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法》太过老旧，震慑力不够，而且执法不严；其次，地方政府要负起监管责任，加强对遗址保护的重视度。这当中，既要完善相关管理机构，明确责权，也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第三，对于遗址的保护，最有效的办法是建博物馆，而不是公园，公园会淡化遗址的神秘和庄严度，也不利于文物古迹遗址的保护和展示。
刘文彬：针对遗址改建遗址公园的问题，首先，遗址的开发和保护应该采取针对性措施，不要事事都跟风；其次，遗址改建遗址公园应当围绕“保护遗址安全”这一理念进行，不要把遗址资源当做各方争夺利益的砝码；最后，要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严格依照国家批准内容进行建设，而不应当擅自违背批准内容，导致遗址公园建成后有违遗址保护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