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信股票毁了戊戌变法(二)：皇帝和太后的股票战争

     要银子，更要忠诚，发行昭信股票同时，光绪皇帝正在酝酿一场伟大的改革。

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后，以康有为为首的知识分子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满蒙执政精英们虽然拒绝了康有为等人的上书，可是他们提出的主张却迅速地在国内外蔓延开来。尤其是康有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并出版发行《万国公报》和《强学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提出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政治主张。

1897年，曾经在柏林以国礼招待李鸿章的德国皇帝，下令远征军强占了中国胶州湾。德国人的野蛮行动立即刺激了欧美日列强，掀起了列强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高潮。满蒙执政精英们试图通过李鸿章的欧洲之行，挽回在甲午海战中丢失的颜面，没想到德国人将中国推向了被瓜分的危机之中，天朝最后的一丝颜面已荡然无存。

1897年12月5日，康有为进京，向光绪皇帝呈递了《上清帝第五书》，提出了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信疆臣各自变法”。康有为还提出“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1]。

鸦片战争之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从未间断。光绪皇帝登基当年，当时的中央领导干部文祥就提出了议会制，以郑观应为首的商人还跟着欢欣鼓舞一番，可是大清帝国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满蒙执政集团、汉族武装集团相互制衡，内部利益派系相互倾轧，文祥提出的政体改革根本无人响应。如今，胡雪岩倒在金融危机之中，湘军集团的领袖左宗棠郁郁而终。甲午海战毁掉了淮军集团的北洋基业，李鸿章闲赋贤良寺。

康有为在汉族武装集团陷入低谷之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除了与列强们的野蛮无礼有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满蒙执政集团的领袖奕病入膏肓。奕在满蒙执政集团中几番沉浮，试图通过“叔嫂共和”的体制，将统治权跟管理权分开，提升国家管理效率，他一直是汉族武装集团经济改革的支持者，可是从未主张过政治体制改革。

1862年，曾国藩他们从军事工业开始试点改革，到1872年改革向民营资本开放，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日本也开始了明治维新。但是，明治维新的成果却远远超越了大清帝国，其根源就在于日本的改革是政治经济两手抓，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基础，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保障。在康有为看来，奕的管理体制改革之所以最终会失败，他会跟慈禧太后分道扬镳，根源在于管理体制的改革虽会触及权贵们的利益，却难以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

无数场丢盔弃甲的战争，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从中央到地方，权力已经成为各个利益集团的保护伞，大小官员们拘泥于小集团利益，他们已经失去了忠君爱国的精神，天朝的脸已经让利益集团丢尽。没有开明的政治体制，权力就是一头怪兽，不仅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成果，甚至会摧毁国家局部改革的成果。光绪皇帝已经意识到，自己就是利益集团的一枚棋子，终将成为民众的敌人。

康有为提出的民权政治制度深深地刺激了光绪皇帝，更刺激了满蒙执政精英们。康有为的上书不是偶然，这个读书人在甲午年就曾组织千名举人上访，之后一直在宣传鼓动改革。他们的政治主张将打破现有的利益垄断格局，庶民将通过法律手段确保自己的权益，庶民岂能跟王公贵胄、文武官僚比肩？

1898年1月24日，正月初三。

光绪皇帝下令总理衙门五大臣在西花厅策问康有为。当天下午三点，康有为以工部主事的身份来到总理衙门西花厅，接受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军机大臣翁同龢、兵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侍郎张荫桓五大臣问话。[2]康有为相当清楚，这五大臣就是光绪皇帝的面试官，只有成功通过面试才能见到皇帝。

五位面试官正是满清帝国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代表。李鸿章是汉族武装集团的代表，主张通过经济改革推动局部的政治体制改革。荣禄出身于满洲军官世家，名义上掌握着全国军权，深得满蒙执政精英的信赖。廖寿恒出生江南，一直主张富国强兵的改革，深得江浙商人的拥戴。张荫桓是翁同龢在户部的同事，曾经出任美国、秘鲁、西班牙大使，游历欧洲各国，是一位坚定的改革派。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可以说是皇帝的私人代表。

康有为从1885年发表《人类公理》并提出人类平等的人权主张，到1897年第五次向光绪皇帝提出上书，他已经准备了12年。西花厅的面试简直就是康有为舌战群臣，当天的面试从下午三点持续到黄昏，康有为从部委改革到经济建设，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改革方略。尤其是最后，他提出要建设现代银行，通过现代化的金融制度来推动经济改革，这一主张立即打动了翁同龢。[3]

西花厅的面试结束后，翁同龢向光绪皇帝详细汇报了面试情况，对康有为的赞美之词堪称华丽。光绪皇帝立即下令，凡是康有为的报告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押。康有为很快给光绪皇帝呈送了《日本变政考》及《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两本书，希望光绪皇帝以日本明治天皇、俄罗斯彼得大帝为楷模，乾纲独揽，号令如雷霆，不耻师学，万法并兴。[4]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指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建议光绪帝“或御乾清门，诏定国是，躬申誓戒，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令群臣具名上表，咸割旧习，黾勉维新，否则自陈免官，以激励众志。一定舆论，设上书所于午门，日沦派御史监收”。

乾清门是满清皇帝“御门听政”的地方，康有为建议光绪皇帝在乾清门宣布改革，是要向天下臣民传达中央改革的决心，鼓励群臣向中央提交具体的改革报告，对于顽固守旧者一律罢官免职。光绪皇帝听了康有为的改革方略后相当激动，可是很快他就冷静下来，每天在紫禁城上班的王公大臣，报告总是一式两份，除了呈送给皇帝一份，还有一份呈送到颐和园。光绪皇帝自问，天下臣民有多少是支持自己呢？

1898年1月30日，光绪皇帝召开御前会议，黄思永立即提出了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赔款资金的报告，这不是巧合。黄思永任詹事府右春坊中允之职，掌记注、纂修之事，同时兼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他相当清楚光绪皇帝的苦衷。从后来《申报》评论恭亲王奕认股的诡异看，不排除黄思永早在29日晚就已经跟光绪皇帝进行了一番密谋，发行股票偿还赔款只是名头而已，真正目的是要通过发行股票来检验王公贵胄、文武大臣们对皇帝的忠诚度。

康有为的全面改革将会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利益重组，没有王公大臣们的支持，政治体制的改革难以推行。股票真是具有超乎人们想象的魔力，1883年的股灾摧毁了首富胡雪岩，现在一纸股票又让帝国的官员们血脉喷张。很快，各地的文武官员就给光绪皇帝贡献了七十多万两银子。银子是忠心的吗？官员的忠心会让他们支持皇帝的改革吗？光绪皇帝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陕西巡抚魏光焘的一份报告让光绪皇帝相当的感动。魏巡抚接到北京方面关于发行昭信股票的上谕，一个人关在书房“伏读谕旨”，发现皇帝“既不责以报效，也不强令捐输”[5]，顿感“圣怀体恤，有加无已”。被皇帝感动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魏巡抚“与司道等受恩深重，无术补苴，惟有竭力筹办，以期仰副鸿慈于万一”。

魏巡抚向光绪皇帝表忠心的报告很快成了文武大臣的写作范本。湖南巡抚陈宝箴跟魏光焘一样，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将自己彻夜关在书房里给光绪皇帝写报告：“伏思中外臣民同此食毛践土，渥荷天恩，当兹时事艰难，度支竭蹶，即令竭忱报效，皆分义所当然，况蒙圣慈曲加体恤，仅令暂时息借，并不责以捐输，自当感激奋兴，不遗余力。[6]”

两位巡抚的表演让总督大人、蒙古王爷们开始心里不安了。最典型者莫过于两江总督刘坤一，连陕西那么穷的地方都给银子不要股票，自己管辖着富庶的两江，岂能拿着皇帝的股票？刘坤一赶紧给光绪皇帝写了一份报告：“忝领疆圻，岁支廉银，视将军诸臣为尤厚，当此库储支绌，宜申报效之忱，所以臣等认缴银两，不敢请领股票”[7]。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两江官员原本还是想按照正常的认股商业程序来，掏银子拿股票，但到最后还是不敢领取股票。

忠诚试剂成了一剂毒药。奕只捐银子不要股票，官员们一定仿效，可是光绪皇帝万万没有想到，老百姓看着官员们都只交银子不敢要股票，他们就会认为自己更不应该拿股票，这样一来朝廷发行股票是假，搜刮银子是真，朝廷想通过发行昭信股票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愿望也就落空了，到时候还可能因为人民群众的恐慌心理导致昭信股票无法出售，更募集不到来自民间的银子。

山东巡抚张汝梅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于是他给光绪皇帝写了一个更高级版本的忠诚报告。张汝梅向光绪皇帝一番肉麻的吹捧后，提出将他本人应领的昭信股票本息银两献出，捐助山东学堂经费。[8]后来，蒙古王公看到汉人官员纷纷向光绪皇帝献银两表忠心，心知他们掏出的二十万两银子也只有报效给朝廷了。

官员们认购昭信股票期间，康有为正在北京配合光绪皇帝筹备改革。1898年4月17号，《马关条约》签署纪念日，康有为与御史李盛铎在北京的粤东会馆聚会，京城的文武官员、士大夫中有上百人聚集到粤东会馆，共同组织了保国会，制定了保国会章程，提出了保国会的宗旨、选举了组织领导机构。康有为一直倡导国会制度，保国会以政党组织身份正式登场。

帝国官员们都是人精，他们的忠诚跟北京城的政治气氛密切关联。保国会讲求变法﹑外交﹑经济，以此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保国会章程》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很显然，这个组织已经具有政党规模，一旦光绪皇帝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国家政务交由国会裁决，那么保国会将是未来国会的主导者。

满蒙执政集团是帝国唯一的执政集团，他们绝不允许第二个民间机构的存在。可保国会却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成立了，这是执政集团开放党禁的一个明确信号，身为中央高级官员的李鸿章都向保国会赞助了银两，可以窥见光绪皇帝的政治体制改革决心之大。现在光绪皇帝高调发行昭信股票，意在考察官员们的忠诚度，现在不认购并在地方推广昭信股票，将难以获得光绪皇帝的信任。

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发现了问题，现在王公大臣们都站到皇帝一边，康有为等一干小吏一旦颠覆现在的政体，掌权的满蒙精英将不再是国家的管理者，一切都将交由国会裁决。奕劻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逐条批驳康有为的改革方略，在给光绪皇帝提交的报告中写下了令康有为极度失望的一句话：“为政之道不在多言。墨守成规，固无以协经权，轻改旧章，亦易以滋纷扰。[9]”

现在，很多文武官员都站到光绪皇帝一边。慈禧太后当年选择由光绪皇帝坐龙椅，真正的目的是便于满蒙执政精英们操持国家权柄，而现在的光绪皇帝要重用一帮小吏，这简直就是“任性胡闹”，康有为组织政党是“僭越妄为”，“非杀头不可”[10]。以荣禄为首的当权派满蒙执政精英决定扭转这个局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昭信股票同样可以成为慈禧太后检验文武百官忠诚的试剂。

新署直隶总督裕禄宣布，直隶文武官员“无论官阶大小，实缺候补”，所认债款“概不领票，藉以少纾公家之急”[11]。裕禄出身满洲正白旗，其父崇纶在太平军起义期间协防湖北，武昌兵败后一路狂逃到陕西，曾国藩命人将其抓捕后，崇纶畏罪自杀，裕禄自此仇视汉族武装集团，凡是汉族官员提出的主张，他就反对。因此，裕禄自然成为了慈禧太后钳制汉族官员的马前卒。

身为慈禧太后的心腹，裕禄觉得让直隶的官员捐输不足以报答慈禧太后对自己的恩典，复致电各省督抚，动员各省官员所认债款“亦照直隶办法”[12]。裕禄的特殊身份令文武百官毛骨悚然，就算有不同意裕禄倡议的官员也不得不违心同意了。很快，官场是一呼百应，官员纷纷上表，遵照裕禄同志的提议。在得到普遍同意后，荣禄等人遂上奏朝廷表明：京外大小各官所认债款，情愿报效，“出自至诚”，请准其免领股票，“并不敢邀奖”。

光绪皇帝被推到了火山口。

荣禄跟裕禄的策动虽是为了帮助慈禧太后检验文武官员，但他们也在积极地认购昭信股票，自己岂能表现得冷漠？光绪皇帝马上对荣禄表扬了一番：“深明大义，公而忘私。”王公贵胄、文武百官敏锐地感觉到北京的政治气氛在变化，荣禄等人的行动一定是慈禧太后的意思。因为在此期间，光绪皇帝请庆亲王奕劻转告慈禧太后：“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13]”

光绪皇帝已经意识到大事不妙，决定加快变法改革的步伐。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14]”

康有为一行人提出“制订宪法，开国会，军民合治，满汉平等”的改革大纲，光绪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终极目标是君主立宪制。在教育方面，废科举开新学；在经济方面，以工商立国，鼓励民办企业；在军事方面，改用西洋军事训练，兴办现代化军事工业；在政治方面，裁减冗员，广开言路，开放新闻自由。

变法开始了。慈禧太后决定出手阻挠，1898年6月15日，慈禧太后迫令光绪皇帝以翁同龢“揽权狂悖”为由将其免职，逐回常熟原籍。同一天，五天前补授大学士的荣禄调任直隶总督。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发布命令，凡是“在廷臣工如蒙赏加品级及补授满汉侍郎以上各官，均须具折诣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同。[15]”

作为光绪皇帝变法的核心顾问，翁同龢却被慈禧太后下令罢黜，光绪皇帝闻此一度“战栗变色”。很显然，“谢恩”只是慈禧太后照顾皇帝颜面的说辞而已，慈禧太后已经将国家的人事管理大权收归在自己手上。一个连人事任免之权都没有的皇帝，还想要进行颠覆性的政治改革，这简直就是开玩笑。但现在的光绪皇帝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只有抓住文武百官，这一场至上而下的变革才会成功。

光绪皇帝决定借力打力，既然裕禄通电全国“踊跃输银”，自己就给王公贵胄、文武百官送大礼。光绪皇帝赏给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头品顶戴，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端郡王载漪、贝勒载濂、辅国公载澜等，“均著宗人府议叙”[16]；“其京外文武大小各官，均著交户部分别核给移奖”。对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著赏给龙伞一柄，龙缎靠被一份，以示优异”，贝子衔巴特玛车林则“加恩赏换双眼花翎”。

认购了十万两昭信股票的山东巡抚张汝梅中了头彩，他被光绪皇帝树立成为典范。光绪皇帝下诏，张汝梅的几个儿子，兵部郎中张书兰、工部郎中张书年，“均著以知府选用”，三品荫生张书恒“著以主事用”，“以示奖励”。皇帝的奖励一下来，张巡抚“嗣又倡捐银一万两”。张氏家族一下就出了一巡抚两知府，还有一个主事。别小看主事，现在皇帝身边的红人康有为就是主事。

张汝梅巡抚一家子鸡犬升天，此事立即震动大清官场。曾经只有官员卖官鬻爵，这一次皇帝带头干。光绪皇帝本是希望用顶子换来官员的忠诚，却已经践踏了大清帝国的秩序，将整个国家的政治考核秩序搞得乱了套，这种通过买股票获得官爵升迁的奖赏与卖官鬻爵毫无二致，光绪皇帝这一做法甚至忤逆了祖宗家法。（节选自《1862—1911年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