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今日上午在广州的讲话：城市化是中国发展的大势所趋
无论从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看，还是从中国富有自身特点的历程和现状看，可以肯定城市化仍然是今后几十年里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之一。在改革开放的35年里，中国一个最深刻的变化，就是实现了二元经济向现代工业化经济的跃迁。尤其是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的城市化率由40.5%上升到了52.6%，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规模、最快速度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21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的两件大事。”
现在大家都在翘首等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期待会议即将通过的改革纲领性文件，能够引领中国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改革和发展。当然也希望这个文件对今后的新型城市化指明方向和路径。
自从党中央、国务院新型城市化的发展战略提出以后，学术界有很多的讨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同城市化的战略方向。不同意见主要是围绕城市化的内涵、路径等不同维度展开的。
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要“防止新的造城”的运动，显然这是一个善意的切中时弊的提醒。比如，2011年财政收入仅为4.25亿元的一个西南省份的小县城要打造“东方迪拜”；一个年财政收入50亿的中部城市要举资千亿，大规模改造老城区。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里不仅有某些地方政府好大喜功的政绩观的原因，与现行宏观管理体制也有关系。据调研，中央提出的保障房建设的规划，下达到地方以后又层层分解，分到有些县城就远远脱离了实际需求。有些资源枯竭城市产业在萎缩，人口在迁移，空置房已经很多，可是还在大建保障房。地方政府也明知这些房子今后没有需求，因此敷衍塞责，偷工减料。可以预计，这些保障房建成之日，就是废弃之时。
也有的经济学家指出目前我国一方面由于地价攀升导致房价昂贵，另一方面我国城市人口密度不高，土地使用效率太低。1980年全国的城镇建成区面积是5000平方公里，到2011年是4.3万平方公里，建城区扩大了8倍，远高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我们城市人口的密度由原来每平方公里是8500人，下降到7300人，而根据我们国情制定的标准应该是是一平方公里容纳居住人口一万人。所以，为了解决全国大城市房价普遍高企的问题，在今后城市化的过程中对于城市规划和土地使用政策有必要作出调整。
更多的经济学家指出，过往的城市化只是人口的转移，而没有身份的改变，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中国名义城市化率是52.6%，按照城镇户籍人口计算，中国的实际城市化只有35%。这个接近18%的缺口是户籍制度造成的，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严峻问题。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已经大大超过了城市化本身讨论的范围，必然涉及到现行体制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户籍制度与财税体制的关系。2011年，大约有2.5亿生活在城镇里的农民没有城镇户口和居民待遇。表面看是户籍制度造成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财税体制。2003年中部某省省会宣布户口政策完全放开，但一年之后却以“暂缓人口激增带来的城市压力”为由，踩了急刹车。最根本的原因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不匹配。目前中央和省、省和市县之间的财政体制是20年前确立的。这个体制对于过去20年的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这些年也做了多次局部的修改，但现在给政府核定的支出责任只覆盖户籍人口，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迅猛的城市化进程，确实到了需要做较大调整的时候了。今后应该按照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的要求，进一步完善事权和财权相一致的分税制体制。
其次，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难点是目前城乡社会保障的巨大差异。这些年建立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低水平的农村养老体制，但和城市的水平相比还远远落后。目前的教育、医疗设施也不能适应户籍制度的改革。消除这些差异的办法，显然绝对不应该是高水平的向低水平的靠拢，即使高低两头向中位线看齐也不现实，这都会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符合多数人心愿的办法，也是未来的目标应该是在城市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有所提高的同时，逐步把低水平的提升到高水平。可是这又是现有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所不能承受的。因此，短时间消除差异没有可能，但拖得过久也会影响城市化进程。
再次，在城市化过程中，“三农”政策调整也要联动。为了改善农民生活、改变农村面貌和提高农业生产，这些年国家持续对“三农”大量投入。这些投入多数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有些效果就不如人意。比如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的一些补贴，已经成为与增加农产品供给完全无关的生活补贴，其效果可能反而加大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机会成本。尽管反哺农业、改善农民生活无可非议，但进行结构性调整也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城市化进程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减少行政干预。政府的规划要参考国际上的有益经验，摆脱过去束缚我们思想的框框，并根据市场变化随时按法定程序进行修订。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
我在今天的讲话中用国际上通用的城市化而没有用城镇化的概念，是因为我认为根据改革开放35年来的经验，过去从“离土不离乡”思维定式演变过来的发展小城镇、控制大城市发展的思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前几年我参加了一项由中外专家共同完成的专题研究，参照世界各国的统计数据，按中国的总人口规模，我们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127个，不是太多了，而是远远不够。35年来，我国小城镇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总体来说这些小城镇连同它行政管辖或者经济辐射的农村，人口数量是普遍减少而不是增加的。全国建制镇19683个，1.3亿人，平均每个镇0.8万人，每个县城7万人，镇区人口10万以上仅150个。我注意到，即使在上海周边、长三角地区，一些中、大型城市连同周边农村、小镇的总人口也是净流出的，尽管这些地方同时吸引了大量来自中西部的务工人口。
所以，今后不能重复过去的老路，应该把城市化的重点放在发展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城市，兼顾小城镇的功能完善。对于特大型城市，要逐步通过经济手段将某些过于集中的功能向卫星城扩散分流。在此基础上由独立城市向城市圈、城市群的发展。
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国家级城市群，还有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海峡两岸、长株潭、成渝、中原、关中等若干较小规模的城市群。下一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将向世界级城市群发展，更高层次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要形成分工合理、便捷高效的城市圈和城市群，需要更加开放的政策环境来保障，需要更加完善的综合交通物流来支撑。综合交通物流体系大体可以包括四类：海运、河运等水路交通；铁路、公路、地铁、轨轻等陆路交通；客货航空等空中交通；油气水管道、高低压输变电网、有线无线宽带数据传输等网络。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中国将构建一个联结国内国外、城市农村的水、陆、空、网四维立体物流体系。
四维物流体系的建立，有赖于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服务业的发展。今后发展基础设施完全依靠国家财政资金投入是不现实的。必须破除垄断、引入社会资金进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目前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民间资本进入的障碍仍然很多，必须尽快打破。在服务业方面，特别是医疗、卫生、文化、教育、金融、电信等领域对民间资本明显歧视的状况也应该尽快改变。
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第一个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文件《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旧36条），2010年又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36条）。2012年又出台42项“非公36条”实施细则，涵盖15大领域。如果能够从在铁路、市政、能源、电信、卫生、教育、文化等领域民间投资有所突破，对于推进城市化进程是大有助益的。
此外，金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就业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等等方面的推进，也同样决定了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成败。今天在这里就不能一一详细阐述了。
总之，只要我们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激发民间活力，十二五期间城市化率提高4个百分点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中国城市化的大趋势是不可阻挡、更不可逆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