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记者是如何培养的？
迄今为止能听到的最常见的回答恐怕是“在职培训”。所谓“在职培训”，即，刚刚走出校门并被招聘进报社或电视台的毕业生，在工作中接收培养和训练 ,最终成为一名可以独立工作的记者的培养制度，英文表述为，on-the-job training，简称为 OJT。报社和多数企业一样，每年都要在应届毕业生中选拔员工。对象不仅不限于文科类，也包括理科学生，只要有想进入报社工作的意愿，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可以报名。如果从 1924年大阪每日新闻社建立记者培训讲习所算起，这种制度差不多已历经近 90年。随着时代变迁，OJT制度正面临着诸多挑战，可谓处在历史性的转型期。
OJT中心主义的动摇
早在 20世纪 20年代，日本的大报社就开始实施记者考试录用，即社内培养制度。根据河崎吉纪（2006）的考察，1924年 3月，大阪每日新闻社在报社内设立了记者培训讲习所，开始对报社录用的刚刚走出校门的实习生进行再教育。每周一、三、五的上午 10点到 12点接受实习培训。实习期为一年。内容由“报道材料的收集”、“编辑整理”和“发行”等部分组成，由报社内的编辑局局长和各编辑部的部长担任讲员。根据每日新
读卖新闻社会部的介绍。社会版、地方版是新任记者施展才能的舞台，也常有社会新闻上头版头条。
闻社的社史记载，当年第一次大规模地通过考试采用了一批大学和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讲习所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有组织地培养这些刚毕业的学生成为报人。这可视为日本 OJT制度的开端。而此前，进了报社的毕业生是没有这样的教育课程的，甚至没人告诉你该干什么。曾有回忆录介绍说，进了报社后接到命令去采访，但是没人告诉你怎么采访。所以之前学习的过程就是向前辈记者偷艺。
战后美国占领期间，日本的新闻社并没有进行彻底改造，新闻界也没有像德国那样建立学院式记者教育制度，而是依旧延续各报社的在职培训制度。如，50年代进报社的记者回忆说，当时没有社内研修，完全是一种师傅带徒弟的培养方式。不过，当意识到这种完全类似于师徒培养的方式存在很多局限时，各报社便开始摸索建立自己的社内研修制度，但依旧是限定在自家报社内的。这种教育的封闭性成为 OJT受批判的理由之一，即，它是导致记者所属机构意识过强、而超越企业围墙作为一个独立的记者意识则显薄弱的体制性原因。
日本新闻协会主办的杂志《新闻研究》在每年 3月都会面向 4月入社的新记者推出题为“记者读本”的专题文章。曾有全国大报的编辑局长（相当于中国报社的总编辑）对新记者发出训诫说：“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是企业的人”，这可谓是招致批判的“企业记者”意识的典型代表。也就是说，日本记者教育的严重问题在于教育记者首先是企业人，而非独立自主的专业人士。这种企业哲学根深蒂固，甚至有人认为大学的记者教育、新闻学教育有害无益，刚进报社的毕业生像一张白纸一样最好，通过OJT制度的培养，可以塑造出跟社风吻合的企业人。“入社前教育无用论”当然是比较极端的认识，但是，面对时代和社会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新课题和挑战，OJT中心主义的日本记者教育体制也开始动摇。
OJT之路为什么走不通了
传统的 OJT之路为什么走不通了？曾任朝日新闻社人才中心主任的吉田弘文（花田达朗·广井修编辑，2003）指出了以下三点原因：
一、支局工作量增大是既现实又重要的原因。像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这样的全国大报，在全国各县都设有支局。大一些的支局有 20多人，传统的记者教育是新采用的记者一入社就被派到支局接受训练。可是，以往主要承担新任记者教育的支局长的工作变得繁忙不堪，无暇集中精力对新任记者进行培训和指导。吉田介绍，与 10年前比，地方发生的事件、事故登上全国版首页和社会版的比率显著增多。一旦有地方发生的杀人、放火、诱拐案等重大案件，支局就会忙得焦头烂额。支局除了负责日常性的地方版的采访编辑外，还要应对全国版头版和社会版的突发事件报道，这种情况使得支局已经没有余力再照顾新任记者。和以前比这是重大的变化，也是直接影响新任记者教育的重要原因。
二、IT技术的高度发展及其普及与应用，对记者教育的旧有模式产生了冲击。在师徒传帮带的培养方式中，师徒间不可缺少的是通过写在稿纸上的草稿上进行交流。记者一笔笔写下的稿子，做师傅的老记者或支局长则一笔笔地增删和修改，使新任记者一点一点地理解新闻的写法和新闻的价值。师傅不断告诫：应该把哪行删掉，哪个才是独家新闻等等，这样耳濡目染地使新任记者去理解报纸的制作和新闻的采访过程。稿子哪里被删改过，如何删改的也都一目了然。而 IT化后，无论是从采访地还是在支局内更多的是只见电脑画面，不见人，甚至听不到声音。传给支局长的稿子那里被改过，怎么调整更好等具体的意见交流也不多见了。教学双方的实际接触变得少了。朝日在全国范围内对各支局长做过调查，听到的回答是，“学习电脑和数字技术用去过多的时间，根本没有时间教新任记者‘记’的基本功”。
三、接受培训的对象所发生的变化也对以往的教育方式提出了挑战。也就是说，传统的记者教育方式与新时代的年轻人不相吻合。总体来看，新任记者充分具备了作为记者的知识、能力和意愿，并且对分配给的任务也能认真积极地完成，但是，他们缺乏社会常识，承受压力的能力也弱，比起与人交流更擅长于面对电脑。2000年 6月，朝日新闻社发生了一起 剽窃稿件事件。出事的年轻记者就是一个非常认真又擅长电脑的人。他把很多其他报纸的报道都存在自己的电脑中，然后利用这些素材进行再加工。无疑，这是一种违反职业道德规范的做法，不过，当事人在这么做的时候似乎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过。现在录用的年轻记者都是几经选拨而从事专业新闻工作的，但是，在有 20多年记者经验的支局长的眼里，现在的年轻人就如同“外星人”。这些作为报社顶梁柱的支局长们希望年轻的记者们更主动，自己动脑思考该做什么，该怎么做，自己去开拓，但是新一代年轻人是按手册、“用户须知”长大的，他们需要有人发出指令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新的“混合型”记者教育
传统型记者教育触礁不仅是朝日一家，而是日本媒体普遍面临的问题。朝日新闻社从 2001年 4月入社的记者开始，尝试对新入社记者用半年时间进行 OJT和 Off·JT(off-the-job training,离职训练 )的混合型研修。这里还是根据吉田弘文的考察报告，对朝日新闻社的记者教育改革内容进行简单的介绍。
朝日每年大致录用 100名左右新任记者，其中 60%是应届毕业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其余是从其他媒体或其他业界跳槽或转行参加“有记者经验者录用考试”或“社会人采用考试”后合格的成人。他们入社约 10天后，就立即被派到支局，这和以前的传统方法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到 8月末为止为“研修期”，在此期间，支局、本社的编辑局和人才中心三方不断交换详细信息，共同承担新记者的教育任务。同时，还要选任老记者为新任记者担任辅导员，听取他们的难处，解答他们的疑问，以此来彻底贯彻新型研修制度的宗旨。下图就是 2002年采访实践和集体研修交替的记者教育进程图（以司法线为例）。
如图所示，记者基本是在支局接受在职培训，大约每个月回一次本社参加集体研修。Off·JT研修的目的是暂时脱离一线实践训练繁忙的环境，有时间用心思考和消化作为新任记者的基本工作原则 ,如 :“完全彻底的现场第一主义”、“清醒认识到采访的难度”、“确保独家新闻·速报性·准确性”，等等。研修每次都会安排社会部或统管支局的地方报道部的主任与新任记者对话，出发点是培养新任记者采访能力。比写稿重要的是用脚跑出事实材料，这是做记者的基本功，为此要去与采访对象实际接触。此外，照相的技术和校对也是必要的研修内容。
从每个月的研修内容来看，4月是研修的第一步，编辑局的干部要对记者讲授有关报纸和记者的最基本理念，如，报纸是支撑民主社会的重要支柱，记者是受读者的委托，承担表现自由理念的媒介等。而不能因为自己是被选拨出来的就了不起。记者必须日复一日地以谦虚而精进的心态去采访，此乃记者最基本的职业理念与伦理。在刚刚入门的时候，通过老前辈的经验之谈，让年轻记者放弃骄傲自大的心理。另外，技术方面的学习则有《记者手册》、《采访指南》等独自的文字讲义，还需要掌握刑事诉讼法、警察组织结构等将要在支局采访时用到的简单的相关知识，以及电脑和摄影技术等。
5月培训的主要内容是针对警察进行采访的过程与技巧。6月主要是通过校对实习来理解质量管理的内容。6月下旬开始第三次研修。主要是以校阅部为中心，重点放在通过完成一篇稿子的编辑过程来进行学习。7月由于高中棒球赛的地方赛开始，各支局变得繁忙起来，研修也就稍做休整。8月是研修的最后阶段。
2006年10月，朝日新闻社在广告收入和发行收入有减无增的情况下，却加大了记者培养的预算，开设了记者学校。记者教育从人才开放中心独立出来，并组建了由编辑部出身的主任研究员执教的记者教育体制。记者学校的主要业务有以下三点：第一是对记者进行系统性的教育；第二是进行对外开放式的教育和研究活动；第三点是强化有利于新闻事业发展的论坛功能。
记者学校有几项研修不仅面向本社，而且对外公开，社外的记者也可以参加。2010年有关自治体财政和医疗问题的采访，各举办了两天的公开讲座。NHK的记者就参加了这个讲座，称学到了不少东西。朝日新闻社内也有反对的声音。毕竟现在的新闻单位的经营模式和各社之间的竞争关系并没有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拆除围墙的新闻机构的记者教育实际上有很大困难。
近年来，随着报社人员裁减，每年录用的新记者也相对减少，新记者的培养方式也在调整。朝日新闻社从 2010年春季开始，将新录用的记者派往东京、大阪、名古屋、西部（福冈）四所本社和设在札幌的北海道支社，以及作为据点的规模较大的神户、京都、横滨、仙台等总局，一处3、5人，至少 2人。与前面介绍的在支局实践、在人才中心集体研修的方式比又有变化。而且，培训期为一年，在记者学校集训研修。一年后再进行一次重新分配，新任记者会被派往全国各地的规模稍小一些的总局工作。
日本记者教育的走向
上面介绍的 OJT虽然有很多局限，但是它依旧是现在日本记者教育的基础。记者是实践性很强的职业，记者的问题意识、价值判断、采访方法、写作能力虽然通过学院教育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培养，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这项工作的最大特点是因采访对象不同而千差万别。脱离实践经验的千篇一律的抽象化教育很难培养出有实战能力的记者。读卖新闻东京本社人事负责人原田康久（大久保嘉二、林拓尔、原田康久等，2011）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过：“记者所要应对的可以说是世间所有的事态，所以研修是有局限的。如何应对事件和事故的遗属等问题，只有直接接触各种场面才能了解。所以，除了 OJT也没什么好办法。”像他这样在媒体企业记者教育一线的人的想法是，只有有了一些亲身体验后，再定期接受研修，带着实践中的问题来考虑“这样的情况这么对待？那样的情况那么处理”？ 在这种实践和研修的反复过程中来提高能力。所以，从记者教育的现实来看，会得出“尚且没有能够替代 OJT制度”的结论。因此，直至今日，日本媒体招聘记者也是不在乎你是否学过新闻专业，掌握了多少新闻专业知识，不会因为专业对口而获得好评。他们看重的还是个人素质。比如个人的意志品质是不是坚韧不拔？是不是对各种事物都有旺盛的好奇心等等素质。
马嘉（2009，P208）在自己的专著中提出“产学协同的新闻教育模式将大有作为”。理想而言是这样，但是它需要产学双方都努力创造适合记者培养和教育的环境。现在，日本的大众媒体已不再像上世纪 60到 80年代那样，是众多优秀人才趋之若鹜的行业。人才选拨上的竞争会促进媒体的改革意识。上面介绍的 OJT制度的创新摸索，某种意义上就是媒体在人才选拔和培养上的危机意识的体现吧。那么，大学又在多大程度上解放思想了呢？如果大学的新闻教育重心依旧在理论上，教员也都是以“研究业绩”来获取终身雇佣，有丰富的媒体实践经验的人才很难流动到大学任教，即学界和业界之间没有流动的话，现有的大学新闻教育机构是难以满足媒体业界对人才培养的需求的。
(作者系日本北海道大学传媒研究院副教授 )